名家著作 | 教育部“长江学者”唐世平教授《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Editor's Note
教育部“长江学者”唐世平教授《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政治经济学新时空 Author NHPE研究小组
编者按
唐世平教授的第五部英文专著《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近日由世界顶级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唐世平老师指出，虽然自己并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但是愿意以此书为中国的经济学增添一些色彩。据小编掌握的资料，国内的华人经济学教授能有著作在普林斯顿大学这样世界顶级出版社发行的并不多，而唐老师还是从政治学跨界到经济学的，足见难能可贵。
作为一个从未接受过正规经济学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唐世平教授再一次挑战自我。他也是少数能够在世界顶级大学出版社出版经济学著作的中国社会科学家之一。
著作作者唐世平教授
唐世平教授的这本书从2002-03年他在宁夏挂职开始，历时20年。这部著作不仅是一本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力作，更是他从湖南一个贫困的小山村走出来看世界的心灵之旅。
本期重磅推文是唐老师的新英文专著的“前言”，已经获得了唐世平教授授权，感谢“政治经济学新时空编辑部”的唐昱茵和朱宝清的翻译工作，才得以让大家看到这部书背后的故事，特别是唐老师的宏大关怀。
序 言
就我所知，整个社会科学中只有两个根本而持久的话题：冲突与合作（或者通俗的说，即战争与和平），以及经济发展或长期增长（亦可称为国家的兴衰）。经济发展是目前更为紧迫的一个问题，因为世界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较之过去更加和平的体系 (Tang, 2013)。Robert Lucas Jr. (1988) 所言非虚：“一旦人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即收入和福利水平在时空间上的巨大差异），就很难再去思考其他问题了。”
我出生于1967年，在中国南部湖南省的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贫困小山村里长大。我的母亲是我外公外婆的子女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孩子，我的母亲在1965年结婚，而我的外公没能见证她的婚姻——他在大饥荒年代中的1960年去世了。我的父亲是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在Wen Ge开始后不久的1968年初，他被判为“Counter-Revolutionaries”并因此入狱，那个时候我只有14个月大。1968年到1974年，我父亲一直都在监狱里。因此，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是我的母亲和外婆以她们强大的毅力和辛勤的劳动把我带大。然而，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贫穷，只是记得我家要很久才能吃上一次肉。在我只有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农活了。
（唐老师曾经生活的家园）
1972年，5岁的我开始上小学。当我一步步从村里到县城读中学，并最终于1981年到湖北省省会武汉市读大学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不同的人的收入水平是有差异的。但就总体而言，2000年之前的中国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事实上，在1984年，我曾震惊地发现陕西省南部的一些村庄甚至比我的家乡更贫穷，而我一直认为我的家乡已经属于极端贫穷了。
（唐老师读的小学的正面）
（唐老师读的小学的背面）
像我们这一代大多数年轻的中国学生一样，我曾经坚定地认为，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最直接、最重要的引擎。因此，当我进入大学时，我选择了一门自然科学专业，即地质学，作为我的本科专业。此后，我选择了分子生物学作为我的硕士专业。不过，我从中国内陆搬到沿海城市深圳（与香港相隔的一个经济特区）后所经历的冲击，以及通过电视直播看到的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使我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发生的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化有了更多的认识。也许在那时，我就已经在为自己命中注定的向社会科学的专业转向做准备了。
1990年到1997年我在美国学习分子生物学，然后从1997年到1999年转向学习社会科学。1999年我回到中国，并于2006年初去了新加坡，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了2009年。除了这些经历，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还到其他几个国家旅行过。所有这些旅行和旅居经历使我对发展中国家里的大多数居民所忍受的极端贫困，以及发达国家中多数普通民众所享有的更高的生活水平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美国学习期间，我还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亲眼目睹了显著的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现象。与本研究项目关系更为密切的是，我开始想要搞清楚为什么我在中国、美国和新加坡的工资水平差别如此之大。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发展问题。也许我一直都在下意识地思考经济发展问题，即使是在思考冲突与合作问题时。
2002年至2003年，我被派往位于中国西北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担任中层政府部门的干部，我开始更认真地对待经济发展的难题。宁夏有三个县，即西吉县、海原县和固原县，这三个县不仅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在宁夏停留的一年时间里，我在该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走访。我去了村庄、工厂和学校，与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和官员们都进行了交谈。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能发现如下情况：人们有改善自身生活的愿望，但常常觉得光靠自己也做不成什么事。
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思考，如果一国陷于贫穷状态，那么国家必然负有责任，因此国家必须通过政策和制度安排对此采取行动。我也开始体会到已故的邓小平发起的“简单”改革的深远影响。邓小平摆脱了儒家和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教条成分，即只有自我牺牲才能促进社会繁荣，而回到了Adam Smith (1776)的学说上：当一国人民为自身利益赚钱时，国家才能繁荣。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举措，邓小平释放了中国人民的潜力，并使过去四十多年中的“中国奇迹“成为可能。
《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这本书是我从中国湖南的那个小村庄开始，对经济发展进行的长期思考的产物。一路走来，我欠下了巨量的知识债和精神债。
（从唐老师老家的村口看远山）
1998年，在伯克利，我从Hong-yung Lee（李洪云）教授开设的关于二战后东亚政治经济学课程中接触到了制度和经济发展。除Douglass North和Mancur Olson Jr.的作品外，洪云教授还强调了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此外，我还从Laura Tyson和John Zysman教授的课程中了解到了产业政策的关键作用。
2003年我从宁夏归来后，这个研究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亚太研究所（IAPS）得以正式启动。我非常幸运地在张蕴岭教授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他对我的宽容、鼓励和支持使得我的各类学术冒险成为可能。
也许对这个项目来说，最关键的就是我在IAPS工作期间去宁夏的地方政府任职一年的经历。就在那一年，我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的思考开始变得清晰和系统起来。作为宁夏国际贸易厅（在与另一个厅合并组建商务厅之前）的厅长助理，我负责为宁夏吸引国内外的投资并促进宁夏的出口。同样重要的，我还参与了针对农村贫困家庭和当地学校的扶贫项目，试图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尽管我的贡献非常有限。我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知识，而许多关键的经验教训是不可能仅仅通过阅读教科书、玩模型和跑回归所能获取的。
随着我工作单位的变动，这个项目被我带到了许多地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在伟大的历史学家王赓武的领导下，我起草了本书的第一个大纲。不过，阴差阳错地，我先去写了另一本书。当我发现尽管有大量关于制度变迁的文献，却没有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之后，我写了一本名为《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的书 (Tang, 2011)。
当我在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任教时（2006-2009），《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一书的创作几乎被完全搁置。在此期间，我主要从事冲突与合作问题的研究，并出版了两本国际关系领域的专著 (Tang, 2010; 2013)。仅仅是在2009年来到复旦大学后，我才重新拾起这个项目。
Adam Smith、Arthur Lewis和Albert Hirschman这三位学界巨匠几乎奠定了我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的全部基础。然而，尽管借鉴了许多学识渊博的经济学者的工作，但我的研究项目也在起点上明显地偏离了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我从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高度多样化的文献中汲取了知识。我相信，要想解决经济发展的难题，就不能只在经济学的边界内思考，而必须从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中获得启示。
换言之，经济发展首先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次才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许还是一个社会学问题。经济发展不应该是经济学和经济学者的专属领域。毕竟，根据Walt Whitman Rostow的说法，David Hume和Smith都不是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因为那时还没有正式的经济学学科。
作为一个从未正式地接受过经济学家训练的社会科学家，我从未被主流经济学束缚。事实上，我认为主流经济学领域可能天生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难题，因为它忽视了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贡献，并且沉迷于技术细节（无论是在建模还是在计量经济学训练中），而忽略了没有模型的演绎理论和历史案例的定性证据。形式建模通常会阻止我们纳入足够多的变量和语境。而对“干净”（clean）的因果识别的痴迷则会让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被忽略或搁置一旁，因为这些问题缺乏获得干净的因果推断的数据。
因此，要想更充分地理解经济发展，我们需要一种更加折衷和务实的方法。虽然我非常强调演绎，但我也同样归纳；虽然我也使用形式建模，当我也同样强调不是基于有形式建模来进行理论推演。在我的工作中，只要合适，我都试图提供计量经济学证据，但我也同样基于有力的定性证据。科学进步的正确衡量标准不能是单一的，而是理论、假设和证据的合理组合。
唐神成功跨界的秘笈唐世平教授在纵横社会科学界的这些年，积累了一些读书和研究的心得。欲知唐世平教授如何能博采众长，纵横学术江湖，不妨看看他是如何“以众人为师”，领悟不同学者的风格，之后融会贯通《众人皆吾师》，以及他独特的方法论思考《社会科学方法新论》（这本有助于发文的利器值得拥有）。
在当代制度发展经济学家中，除了像Douglass North和他的追随者这些常见的嫌疑人（suspects）之外，我从Mancur Olson Jr.和Dani Rodrik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灵感；两者都具有与Hirschman相似的风格。尽管Olson和Rodrik都是主流（即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但他们思想是开放或非正统的，因此可以跳出新古典经济学和理性选择的框架思考，尽管Rodrik (2007, 3) 宣称的立场可能相反。
在Olson英年早逝之前，他研究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最突出的是他的《国家的兴衰》(1982)和《人行道上的大额钞票》(1996)。他还研究了两种政治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最明显的是他的《集权、民主与发展》(1993)和《集权与多数人统治的经济学》(McGuire and Olson 1996)。不幸的是，Olson在他2000年出版的《权力与繁荣》一书中也终究未能将这两个话题结合起来。这背后的一部分原因是他仍然太受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惑（尽管他对政治权力很感兴趣，并对“科斯定理”的普遍性进行了严厉的攻击；参见 Dixit and Olson 2000），而另一部分部分原因是他一直喜欢“鲜明的和简化的命题”，即，以一两个大变量或机制为中心的大理论。如此，有了这两个特征的束缚，他的大理论不能让我们走得很远（Keefer 2000；McLean 2000；Wintrobe 2001；Rose-Ackerman 2003）。
Rodrik对经济发展一直是采取更加折衷的进路。尽管重视模型的效用，但他并不坚持只有模型才能导致理论。Rodrik (2003, 10) 也正确地强调，“基于案例研究的主张，如果不能从跨国回归中找到支持，则需要更仔细的审查。同样，任何无法根据国别研究进行有意义的验证的跨国经验规律都应被视为可疑的。”换句话说，我们经常需要这两种证据来充分理解发展是如何工作的。
在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我从林毅夫那里学到的最多。虽然我更喜欢他早期关于制度的工作（Lin 1989；1995；Lin and Nugent 1995），而不是他强调发展战略的“新结构经济学”（Lin 2003；2009；2012a；2012b），但他对发展问题上不同观点的热情探索始终是一种灵感。我还要感谢林毅夫在2017年主办了一次发展经济学会议，在这次会上我展示了本书中的一些思想，尽管是相对粗略的。
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我从 Pranab Bardhan、Ha-Joon Chang、Jared Diamond、Stanley Engerman、Stephan Haggard、Yukon Huang、Geoffrey Hodgson、Charles I. Jones、Michael Miller、Barry Naughton、Arkebe Oqubay、Michael Ross、Kenneth L. Sokoloff、Rory Truex、Andrew Walder、王勇和文一的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本书的各个部分都善意地提出了意见。
前面提到过，我还是在CASS的IAPS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项目。在访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学院时，我还起草了部分手稿。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大部分写作都是在目前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完成的。
多年来，许多前任和现任同事及学生也提供了思想上的讨论和精神支持：高程、胡湛、黄振乾、唐敏、唐睿、叶成城、张宇燕、赵江林、赵力涛、郑宇、周小兵和朱勤。我很幸运能与一些出色的合著者合作：陈硕（第4章）、唐睿（第6章）和叶成城（第4章）。
田悦在查阅参考资料和编制索引方面的出色协助值得特别赞扬。她的编辑技巧和一丝不苟是必不可少的。
感谢蒋明炯和邵伟在过去的十年里，让他们的“精品”咖啡店一直开着，让我有一个地方可以一边喝着好咖啡一边阅读和思考。唉，那可真是很多咖啡。
崔涛、李红梅和张愚这三个特别的朋友，让我在困难时期继续前进，他们对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加上支持、鼓励和理解。冯元良、韩兢、严新——特别的朋友和导师——教会了我读书无法学到的东西。
特别感谢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联合工作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我在那里展示了项目的不同部分。
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一切始于2015年的一次咖啡。不管出于什么原因，Eric Crahan对我的工作感兴趣，我感谢他对我的盲目信心。Bridget Flannery-McCoy随后承担了实际指导项目的重任，并在手稿准备好之前提供耐心的指导（不可避免地，有几次超过了截止日期）。在Bridget休产假期间，Alena Chekanov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这个项目。另外，两个匿名的评审人员为项目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他们都使这个项目在最后阶段成为了幸福的体验。事实上，在我迄今出版的五本书中，这本书的出版是最顺利的。
第二章的非常粗略的版本，曾经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在No. 156工作论文（2005）发表，标题为“制度究竟是做什么的？理解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第三章的较早和较短的版本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2010）上。与唐睿合作的第六章的早期版本发表于Kyklos (2018)。我感谢Taylor & Francis和Wiley & Sons允许我重复使用这些以前出版的材料。
我最深切的感谢是我的大家庭。我的父母不仅赋予我坚强的毅力，而且容忍我多年来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太少。我的妻子王琳和我的岳父母承担了抚养我儿子的大部分重担。最后，感谢我的儿子小雨和我的书一起成长。到目前为止，他对父亲出版的另一本书也有同样的反应：“哇，又一本书！”
（唐老师成长的那个小村庄现在已经发展成了这样）
最后，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外婆、我父母和我的岳父岳母。当我爸爸不在时，我的外婆和我妈妈在那个小村庄里抚养我长大。不幸的是，我的外婆在1999年就去世了：她在近代中国的动荡岁月中幸存下来，却没有享受到中国发展的成果。我希望她今天还能和我们在一起。我父母和我的岳父岳母在经历了很多磨难之后，现在可以享受到中国发展的一些成果了。我祝愿他们长寿，并在未来的岁月里幸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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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List of Tables and Figures
Preface
Introduction: Institutions Matters?!
Part I: Laying the Ground
1. Development-prompting Institutions: What Do We Know?
Part II. A Systematic Statement
2.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ystematic Statement
Part III: Specific Theoretical Exposi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3. The Positional Market and Development: Social Mobility as Positional Incentives
Excursion: Three Inequalities
4. Re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 Good Redistribution as Empowering
5. Hierarchy, Liberty and Development: Democracy’s Unique Advantage in Promoting Development, part I, a new institutional theory
6. Democracy’s Unique Advantage in Promoting Development, part II,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vidence
Part IV: Bring Things Together
7. Development as a Social Evolutionary Process
8. The New Development Triangle: State Capacity,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and Socio-Economic Policies
Conclusion: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编辑：朱宝清
审核：唐世平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Yet, despite this accepted wisdom,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 has yet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look at what constitute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FED). Bringing together findings from a range a fields, from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to political science and sociology,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lores the precis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nstitutions affect growth.
Shiping Tang contends institutions shap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four “Big Things”: possibility, incentive, capability, and opportunity. From this perspective, IFED has six major dimensions: political hierarchy, property rights, social mobility, redistribution, innovation protection, and equal opportunity. Tang further argues that IFED is only one pillar within the New Development Triangle (NDT):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so requires strong state capacity and sound socioeconomic policies.
Arguing for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ied to a country’s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dvances an understanding of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a holistic, interdisciplinary lens。
点击“阅读原文”可直接抵达唐老师新著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官网
“在看”给我一朵小黄花